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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兴教授忆朱泽民与“王光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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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由巴蜀出版社出版的330万字三卷五册《王光祈文集》，在经历了20余年不断的努力，集四川音乐学院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心血终于出版面世了。这是一件让许多关心和支持此项工作的人十分高兴的事。遗憾的是，有一位长期支持“王光祈研究”的老先生付出了很多心血，却最终没能看到《王光祈文集》的出版，他就是朱泽民教授,值得大家怀念。 朱泽民（1927－2008），别名朱舟。生前是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专门从事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授，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生前对王光祈的研究一直十分关心，积极参与并且推动了王光祈的研究活动，在学术上做出了许多贡献，还参与编纂了单卷及多卷本的《王光祈文集》。为了更多地了解朱泽民教授与“王光祈研究”的因缘，前不久，笔者到四川音乐学院竹园，登门拜访了上世纪80年代川音王光祈研究课题组的毕兴教授，向他了解了朱泽民教授在“王光祈研究”工作方面曾经做过的贡献。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毕兴教授将朱泽民先生与“王光祈研究”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据毕兴教授说，他第一次接触王光祈，正是通过朱泽民教授。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音乐家小传》，该书中有一篇介绍王光祈的小传正是由朱泽民教授编写。这篇小传介绍了王光祈的生平、思想以及学术成就，还有一些简短的评述。正是这短短的一篇小传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了王光祈。但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盛行的社会背景下，王光祈却被扣上了“封建复古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大帽子。对王光祈先生遭受到的不公证评价，朱泽民教授心中充满了愤懑。无论别人怎样看，他个人始终坚持对王光祈做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后来，他积极参与到王光祈的研究活动中。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朱泽民教授感佩王光祈先生的为人与学术贡献，喜爱王光祈的诗词与音乐史研究。在王光祈著作的编辑与出版，以及王光祈学术研究中，他付出了许多心血，做出了许多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细心收集整理王光祈诗词 1993年，由成都出版社出版的《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中，收录了一篇朱泽民教授撰写的《王光祈诗词辑览》。他在这篇辑览中收集整理了王光祈的三类28首诗词，并对每首诗词的创作年代和出处都做了考证。他认为：“诗言志，诗如其人。王光祈诗词是他后来毕生致力于爱国事业的先导。” 提起朱泽民教授喜爱王光祈诗词的事，毕兴教授说道：“朱泽民喜爱诗词，他最喜欢王光祈的旧体诗，每一首都倒背如流。”当毕老忆及他与朱泽民教授在双流黄龙溪的一次郊游中，那天正值风雨交加，两人坐在楼上喝茶，看着外面烟雨缭绕。对景生情，毕老忽然吟诵出王光祈的那句“一楼烟雨读《离骚》”，觉得眼前景象和胸中感觉与诗中意境如此切合，感叹不已，可惜一时竟想不起上一句是什么。此时，坐在一旁的朱老竟脱口吟出“万里风云思猛士”。令毕兴教授印象非常深刻。不光是这样忧国忧民的诗歌，即使是王光祈所作的儿歌，朱泽民教授也记得非常清楚。像“黄河之水真正黄，好像豌豆汤”，“客从远方来，交我一封信，信上有邮花，花上有邮印”等，都是朱老很喜爱的诗句，他十分赞赏王光祈诗句的简单朴实，语言贴切，内涵深刻。就连上海音乐学院的陈聆群教授也感叹朱泽民教授对王光祈诗词的爱不释手。 1992年，毕兴教授和朱泽民教授得知王光祈的堂妹王清如尚在彭县，于是，他们便一同前往彭县走访，当王清如背出1920年王光祈寄与其妻的一张照片背面题诗后，朱泽民教授十分欣喜，当场记录下来，并对这首题诗大加赞赏。对于王光祈的诗作，朱泽民教授除十分推崇外，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曾将王光祈诗词与杜甫诗的渊源细细追寻，把每一句与杜甫诗句有联系的脉络都找出来。认为：“他的许多诗作，颇有杜甫诗风，寄意深远，运笔凝重，情感愤激，表现出爱国忧民的心怀，反映了旧中国苦难的社会生活。” 他生前一直想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著述，毕兴教授也一直鼓励他做这件事情。可惜，还未完成，朱泽民教授便已溘然长逝。 二、客观评价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 朱泽民教授生前曾多次对毕兴教授感叹：“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若是没有王光祈，此时的音乐史就没了！”基于他在音乐史学上的功底和研究特长，他认为中国这一阶段的音乐史研究只有王光祈达到了如此的高度，在王光祈之前没有一本真正的音乐史。当然，如此肯定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方面成就的，除朱泽民教授外，日本的音乐学家岸边成雄也曾称赞王光祈将中国音乐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 朱泽民教授基于自己对王光祈所著的《中国音乐史》细细研读，1984年，他写出了《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述评》一文。 文中介绍了王光祈所著《中国音乐史》的写作背景与主要内容，从体例、内容、价值几方面做了详细评述，细化到每一章的内容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仅客观公正地论述了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的得失，还将其与当时出版的其他中国音乐史书籍做了比较。 在该文中，朱泽民教授既肯定了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的历史价值，又分析了造成书中粗略之处的客观原因时写道：“现在我们了解到他（王光祈）当时的境遇，对于书中失调的章节，就应当将其作为一种心与力的抵触而予以谅解，而不宜作为想与做的脱节来加以责难。” 从文中可以看出，朱泽民教授不仅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一书有独到的评述，而且还对王光祈的生平和经历做过深入细致的了解。因而，他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自身修养与详细考证的结合，是认真严谨、客观公正评价的结果。这些从他与人合写的另一篇论文《王光祈为什么要改学音乐》 中也可略窥。 三、积极支持《王光祈文集》编纂工作 1984年6月，在成都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建议编辑出版《王光祈文集》，以此作为对王光祈先生最好的纪念。会后，四川音乐学院成立了“王光祈研究课题组”，并将搜集、整理王光祈文献列入四川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课题组由韩立文、毕兴、朱泽民和钟善祥四位老师组成。 朱泽民教授十分关心《王光祈文集》的出版工作，他每次只要一见到毕兴教授就会询问进展情况，一看到某些报刊发表了王光祈研究方面的文章，就会主动告诉毕兴教授这方面的信息。川音第一次王光祈学术研讨会之前，四人合编了一本《王光祈音乐论文集》，会议后又合编了《王光祈研究论文集》，后又合编了《王光祈音乐文集第一卷》。 对于《王光祈文集》 的编纂工作，朱泽民教授除认真参与文集的编选、校对工作外，还不计名利地做了许多事情。如在1984年召开的王光祈学术研讨会中，四川著名教育家、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张秀熟老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代理四川省省委书记）在会上做了讲话，他参会时已年近九十，讲话中多处引用王光祈的大段原作，而这篇发言的整理人正是朱泽民教授，他凭借自己对王光祈研究的深厚功底对讲话的内容做了准确的记录和整理。 另外，在和大家合作编辑出版《王光祈文集》 的工作中，朱泽民教授也非常谦和，他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一心只想做好纪念王光祈这件事情。毕兴教授对朱泽民教授喜欢帮助别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学术上从不自私，无论看到什么资料都会和大家共享，从不据为己有。”只要有研究王光祈的人，他都倾其资料帮助。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勇，在赴德考察前，朱泽民教授为他提供了所搜集的全部资料。 《王光祈文集》 原本拟定编选三卷：即音乐卷、历史译文卷、时政文化卷。其中，朱泽民教授参与负责编选校注的“音乐卷”于1992年出版之后，剩余两卷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印，谁知一拖就拖了20余年。朱泽民教授在世时总叹息没有把纪念王光祈的事情办完，说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 王光祈的爱国主义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和襟怀坦荡的人格精神都对朱泽民教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纪念王光祈的学术活动离不开他的积极参与，《王光祈文集》编纂出版也离不开他的贡献。如今，《王光祈文集》终于出版面世，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朱泽民教授所做的努力。 指导教师：甘绍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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